经典译林—月亮和六便士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生为创作原型，成为在现实与理想中摇摆的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圣经”。经典译林版的《月亮和六便士》是资深译者、编辑冯涛的全新译本，书中收录“福尔摩斯”系列殿堂级插画师Frederic Dorr Steele插画和高更的油画，共计24幅。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剧作家，二十世纪上半叶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

         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参加救援队，后加入英国情报组织，在瑞士和俄罗斯任职，战争期间及战后在印度和东南亚游历，这些经历也被他写进了小说中。毛姆的作品取材广泛，情节跌宕起伏，洞悉人性之幽微，是英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经典。他自称处于“二流作家中的zui前列”。

         毛姆的代表作有《人性的枷锁》（1915）、《月亮和六便士》（1919）、《面纱》（1925）、《寻欢作乐》（1930）、《刀锋》（1943）等。

一

坦白说，最初跟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认识的时候，我从来就没觉得他身上有任何非同寻常的地方。然而时至今日，几乎再没有什么人能否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说的并非走运的政客或成功的军人获得的那种伟大；那种特质更多地属于他所占有的地位，而非源于他自身；一旦境况有变，其赫赫威名也就会大为衰减。人们太过经常地发现，一位下了野的首相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虚张声势；而一位退了职的将军也只是一介市井伧父，外强中干。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却是货真价实的。你也许并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不对它产生兴趣。他扰乱你的心神、吸引你的注意。他受人揶揄嘲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捍卫他已经不再是一种古怪的表现，颂扬他也不再是一种反常的行径。他的缺点已经当作他的功绩必要的陪衬被大家所接受。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仍旧可以继续讨论，而且崇拜者对他的吹捧就跟诋毁者对他的侮蔑同样变幻莫测、反复无常；但有一点已经是不容置疑的定论了，那就是他确是天纵奇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其个性是独一无二的，他纵有一千个缺陷，我也甘愿谅解。我猜想，委拉斯开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师。反对追求外表的虚饰，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笔致自然，色彩明亮。生平作有大量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代表作有《火神的锻铁工厂》、《酒神》、《腓力四世之家》[亦称《宫娥图》]、《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纺织女》等）。

应该是个比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作品多为宗教画与肖像画，受风格主义影响，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以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气氛。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尼诺·德盖瓦拉肖像》《托莱多风景》等）更好的画家，可是习以为常以后，我们对他的赞赏已经有些走了味儿：而那位克里特人（艾尔·格列柯原籍希腊，出生于克里特岛，原名Doménikos Theotokópoulos，在威尼斯学画，其通用名El Greco即意大利语“希腊人”之意，正是以某人的出生地称呼其人的当地习惯之产物。）却独具一种性感而又悲剧之美，仿佛将其灵魂的秘密全都作为永恒的牺牲祭献给了上帝。艺术家、画家、诗人或是音乐家，通过他们那崇高或是优美的装点来满足我们的审美感觉；不过这也跟性本能不无相似之处，都有其野蛮横暴的一面：他同样也将他本人更为伟大的天赋呈现在你面前。追索他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魅力。它是个跟宇宙类似的谜，其妙处正在于没有确定的答案。即便是斯特里克兰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也隐约展现出一种奇怪、复杂而又备受折磨的个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连那些最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都无法对它们漠然置之；也正是这一点，激发了人们对于他的生活和性格的无比好奇和浓厚兴趣。

直到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后，莫里斯·于雷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的文章，将这位不为人知的画家从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并由此开辟出一条道路，追随者云集景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任何一位评论家在法国享有更为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他所提出的论点也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们貌似有些过分，后来的公论却证实了其评价的公正性，而且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声誉也已经在他所奠定的基调上确立了起来，不可动摇。斯特里克兰身后声誉的直线上升在整个艺术史上也算得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事件之一。不过我并不打算涉及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除非是在它们跟他的性格密切相关的时候。有些画家目空一切地宣称，门外汉对于绘画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作品表示欣赏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大方地掏出支票簿，免开尊口；对此我不敢苟同。将艺术只看作唯有能工巧匠方能完美理解的高超技巧，实在是一种大谬不然的荒唐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方式，而情感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当然我也承认，评论家如果对于技巧没有实践性的知识，是很少能够对于艺术对象做出任何有真正价值的评论的，而我对于绘画恰恰是非常无知的。幸而在此专业领域我无须冒什么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先生既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有造诣的画家，而他已经在一本小书（《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作品的评述》，考古与艺术史硕士爱德华·莱格特著，马丁·塞克尔出版社一九一七年版。—原注；作者不但虚构出若干艺术评论家的大名，还煞有介事地为其子虚乌有的作品出处作注，无非假戏真做，以期造成一种真实感。本书中作者的“原注”均为同样的性质。）里对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做了详尽无遗的探讨。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也堪称迷人的典范，而就大体而论，这种优美的文风在英国已经远不及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里斯·于雷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当中勾勒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平经历的大体轮廓，同时又精心谋划，故意吊一下人们进一步探其究竟的胃口。以他对于艺术那丝毫不带偏见的一片热忱，他是真心渴望能够唤起有识之士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最高等级之原创性的天才的注意；不过他又是个极为优秀的老报人，不会意识不到新闻报道中的“人情味儿”能够使他更容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当那些当初曾跟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那些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以及在蒙马特尔（蒙马特尔，位于巴黎北部的十八区，著名的艺术家聚居区）的咖啡店座上遇到过他的画家—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原本只当作一个失败的画家看待，没觉得他跟别的落魄艺术家有什么不同的这个人，这个曾跟他们整日混迹在一起的家伙竟然是个真正的天才时，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也正开始出现一系列的文章：这个回忆跟他交往的轶事，那个表达对他的赞赏，这一方面是让斯特里克兰更加名声远扬、妇孺皆知，同时等于是进一步挑起而非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这个题材真是大受欢迎，勤勉的学者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在他的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平与作品》，胡戈·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著，莱比锡施温格尔与哈尼施出版社一九一四年版。—原注[原文为德语]）中已经可以给出一份包罗万象的清单，将所有权威性的论述囊括无遗。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只要在他们的生平事业中有任何令人意外或是有些神秘的事件，人们都会贪婪地抓住不放，并发明创造出各种神话，然后再奉若神明、坚信不疑。这是浪漫传奇对于人生庸常的一种反抗。传奇中的那些事迹成为英雄迈向不朽的最可靠的护照。沃尔特·罗利爵士（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约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被称为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开创人。女王驾崩后，因被指控阴谋推翻继任者詹姆斯一世而被长期囚禁于伦敦塔，最后被处死）之所以被珍藏在人类的记忆中，更多的是由于他将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以供童贞女王（童贞女王[Virgin Queen]，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1533—1603]，因其终身未婚，故有此名号）从上面踏过而非他将英国的国号带至那些未被发现的国土，冷嘲的哲学家真会忍不住为此而哑然失笑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前默默无闻。他树的敌远比他交的友更多。那些写到他的人无不用丰富的想象以补回忆之贫乏，也就丝毫都不足为奇了，也正因为人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反倒给那些以假想替代事实的舞文弄墨之辈以大把的机会铺陈敷衍、尽情发挥；他的一生中有过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中有一些粗暴骇人的怪癖，而他的命途则尽多悲惨不幸的遭遇。假以时日，于阴差阳错中经充分发酵后便确立了一个传奇，而明智的历史学家对此是不敢贸然表示异议的。

可是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恰恰不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公然宣称他写的那部传记（《斯特里克兰：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斯特里克兰著，威廉·海涅曼出版社一九一三年版。—原注）就是为了给他父亲的后半生正名，“移除那些已然成为共识的谬见”，因为谬种的流传已然“为尚在人世的那些生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很显然，在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有关斯特里克兰的生平记述中，确有很多内容会让一个受到尊敬的家庭备感难堪。我曾怀着极大的乐趣读过这本书，为此我还是颇感自豪的，因为这本书写得真是枯燥乏味。斯特里克兰先生描绘的是一位体贴的丈夫与慈祥的父亲的完美画像，一位秉性善良、工作勤勉、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现代的神职人员在研究我认为被称作“释经学”的这门学问中已经学得了辩解搪塞的惊人本领，但是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在“解释”他父亲一生行状（这些行状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会感觉不方便牢记在心的）时所体现的精思巧辩，有朝一日肯定会使他在教会中位高爵显、平步青云的。我已经看到他那两条强健的小腿肚儿裹上主教大人的皮裹腿了。他如此行事虽说可能很勇敢，却也很冒险，因为那被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传奇对于斯特里克兰声誉的增长可是有不小贡献的；很多人受到他艺术的吸引，或是源自对他性格的嫌恶，或是由于对他惨死的怜悯；而儿子这番用心良苦的努力对他父亲的崇拜者们而言，却无异于兜头浇下的一盆冷水。画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撒玛利亚的女人》 （据佳士得拍卖名录描述：“一位裸体女性，为社会群岛土著，躺卧于溪边土地上。背后是棕榈树、香蕉树等构成的热带风景。尺幅长六十英寸、宽四十英寸。”—原注）在佳士得拍卖之时，正逢斯特里克兰先生的传记出版并引来纷纷议论之后不久，其售出的价格竟比九个月前这位著名的收藏家（当指佳士得家族的传人、当时佳士得拍卖行的老板）购入之初还少了两百三十五镑（正是由于大收藏家的遽然去世，这幅画作才得以被重新举槌拍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算不得什么意外了。幸好人类具有创造神话的出色本能，才使他们对这个给他们追求新奇的热望大泼冷水的故事置之不理，否则的话，光靠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魅力和独创性，可能都不足以最终挽回大局。时隔不久，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的大作适时出版，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不安也就终于被一劳永逸地一扫而光了。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所属的那派历史学家相信，人的本性不但要多坏就有多坏，而且比这个还要坏得多；当然了，相较于那些为了得到恶意的乐趣故意将人世间的多情种子写成恪守家庭美德的堪称道德模范的作家，读者们在这派历史学家手里肯定能得到更多的乐趣。就我而言，如果想到在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前82—前30]，古罗马统帅，恺撒部将，公元前四十四年任执政官，次年与屋大维（奥古斯都）、李必达结成后三头政治联盟。前三十七年与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结婚，并宣称将罗马东部领土赠予他们的儿子。元老院和屋大维因此联合兴兵讨伐，亚克兴战役失败后，安东尼逃回埃及，自杀，克莉奥佩特拉也随之而自杀）之间就只有经济利益的话，我会感觉非常遗憾的；要想劝服我相信提比略（提比略[Tiberius，前42—公元37]，古罗马皇帝[公元14—公元37]，长期征战，军功显赫，五十六岁继岳父奥古斯都帝位，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害。）是位如同乔治五世（GeorgeⅤ，1865—1936，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1910—193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数度前往法国前线视察，一九二二年批准英国与爱尔兰的自由邦协定。《月亮和六便士》发表于一九一九年，毛姆创作此书时正值乔治五世朝代，顺带对“今上”奉承一句，亦是人情之常）一样无可指摘的君王，也需要提供多得多的证据，感谢上帝，这似乎不大可能做得到。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那部纯洁无邪的传记时所下的考语，真使人很难不对这位不幸的神职人员生出不少的恻隐之心。他为求体面的言不及义被加上伪善的污名，他迂回累赘的托词推诿被严厉地辱骂为谎言，而他对某些事实的闭口不谈则被恶毒地中伤为背叛（这当然是反话）。而且，基于这些白璧微瑕—在一位作家身上固然应当受到责备，身为一个儿子却也情有可原—就连整个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都被连带指责为假装正经、虚伪矫饰、自命不凡、狡诈精明和不善烹调（这应该正是毛姆本人对于英国国民性的讥讽）。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先生在驳斥外间有关其父母关系“不太愉快”的传闻时，做法也确实太过孟浪草率了些。他说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在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上将她描述为“一位好极了的女人”，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将那封信原样复制了出来，原来那段话的原文竟然是这样的：愿上帝责罚我的妻子。她可真是位好极了的女人。我希望她下地狱去吧。即便是在当年权威鼎盛的时期，教会也是不会这么处理不受欢迎的证据的。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热心仰慕者，并不存在他会为其涂脂抹粉的任何危险。一切隐藏在表面看来无比纯洁的行为背后的可鄙动机，他一眼就能看穿。他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艺术研究者，几乎没有任何潜意识的秘密能够逃脱他的眼睛。没有哪位神秘主义者能像他那样在普通的事物中看到更深层的意义。神秘主义者之所见为不可言喻之玄妙，而精神病理学家之所见则为不可言明之隐私。眼看着这位博学的作者如何热切地深挖出每一样可能使他的传主大为丢脸的枝节细故，真不禁令人神魂颠倒，拍案叫绝。每当他发掘出传主为人残酷或是卑鄙的某个实例，他内心的同情就增了一分；而每当他寻觅到传主某段被人遗忘的经历可以用来迎头痛击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一片孝心，他就会像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在举行判决仪式（原文为葡萄牙语）时面对异教徒一样欣喜若狂。他孜孜矻矻的精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只要跟他的传主有关的琐事，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他都绝不会放过。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前还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掉，这份账单一定会被完整（原文为拉丁语）地呈现在你面前。如果他曾借过人家的半个克朗而故意没还，这笔交易的每一个细节肯定都不会被漏掉—对此你是绝对可以确信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