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只知更鸟 纪念版

　成长总是个让人烦恼的命题。成长有时会很缓慢，如小溪般唱着叮咚的歌曲趟过，有时却如此突如其来，如暴雨般劈头盖脸……三个孩子因为小镇上的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动。这是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方静谧的小镇，几桩离奇的疑案彻底打破了几个孩子平静的生活：事件的真凶，怪人的谜底，传言背后的真相…… 在父亲的指引下，他们在迷雾中寻找真知，在磨难中历练风度，在不公平中积累正气，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成长，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

哈珀·李，1926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童年就读于当地的学校，后在亚拉巴马大学攻读法律。与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是从小的至交，《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迪尔，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曾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多个文学奖项，并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除了写作，还钟爱19世纪文学和18世纪音乐，对于猫和旅行也有浓厚的兴趣。
多年来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生未婚。
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

第一部
第一章
　　我哥哥杰姆快十三岁时，胳膊肘严重骨折。等到痊愈，他再也不能玩橄榄球的恐惧也消失了，便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伤残。他的左臂比右臂短了些；当他站立或行走时，他那只手的手背与身便摆成了直角，拇指和大腿平行。他对此毫不在意，只要他还能传球，开球。
　　又过了几年，等两人能够回首往事时，我们有时会谈论导致他受伤的那些事件。我坚持认为，是尤厄尔家的人引发了这一切，可比我大四岁的杰姆却说，事情起头在那很久以前。他说是从迪儿来到的那个夏天，当迪儿最先怂恿我们引诱怪人拉德利出来时，整个事件就开始了。
　　我说他要是这样长远去看，实际上是从安德鲁?杰克逊开始的。如果当年杰克逊将军没有把克里克人赶过河，西蒙?芬奇永远也不可能划着小船北上亚拉巴马；如果他没来，那我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太大了，不能再用拳头解决争端，于是就去问阿蒂克斯。我们的父亲说，我俩都对。
　　作为南方人，你就得为家族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祖先承担耻辱，因为在黑斯廷斯大战。中，他们两边都不是。我们拥有的只是西蒙?芬奇，一个来自康沃尔郡。兼做皮货生意的江湖郎中，只有吝啬能战胜他的虔诚。在英格兰，西蒙看不下去那些自称循道宗。的教徒被他们更为开放的教友们迫害，因为西蒙也自称循道宗，他便想方设法渡过大西洋，来到了费城，从那儿再去牙买加，然后又到了莫比尔，最后北上来到了圣斯蒂芬斯。牢记着约翰?韦斯利。关于买卖的各种清规戒律，西蒙靠行医卖药发了财。可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中他并不快乐，因为要遏制那些他知道是违背上帝荣光的欲望，像穿戴金银华服什么的。于是西蒙就忘掉了他导师关于严禁拥有“人牛”。的戒律，买了三个奴隶，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在距圣斯蒂芬斯约四十英里的亚拉巴马河岸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只回过一次圣斯蒂芬斯，娶回来一个妻子，并和她共同繁衍了一个以女儿为主的家族。西蒙活到很大岁数，死的时候非常富有。
　　家族的传统是男人们都留守在庄园——芬奇园里，靠棉花为生。那时候这个地方自给自足：虽然相对于周围的庄园要简朴一些，但芬奇园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冰块、面粉和衣料除外，这些靠从莫比尔来的河船提供。
　　西蒙若在世，尽管会狂暴和愤怒，但对南北战乱也只能望洋兴叹吧。这场战争把他的后代掠夺一空，只剩下了土地。靠土地生活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直到我父亲阿蒂克斯?芬奇跑到蒙哥马利去读法律，他的弟弟到波士顿去学药学为止。他们的姐妹亚历山德拉是留守芬奇家园的人：她嫁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那人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河边的吊床上，惦记着他布下的串钩上是不是已经挂满了鱼。
　　我父亲取得律师资格后，便返回梅科姆镇开业。梅科姆镇在芬奇园以东约二十英里，是梅科姆县政府所在地。阿蒂克斯的办公室在县政府楼里，里面只有一个衣帽架，一只痰盂，一张棋盘，和一本很少被翻动过的亚拉巴马州的法典。他最早的诉讼委托人，是梅科姆县监狱里最后两个被吊死的人。阿蒂克斯曾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州政府的恩典，承认二级谋杀的罪名，以免去一死。可惜他们是啥弗福特家的人；在梅科姆县，这个姓氏和公驴是同义词。哈弗福特兄弟据说是因为被无故扣押了一匹母马，便打死了梅科姆县的头号铁匠，而且居然是当着三个证人的面打死的。他们事后一口咬定是那“婊子养的”先来找碴儿，自己完全有理由自卫，所以坚持要对一级谋杀指控提出无罪告诉。阿蒂克斯帮不了他的委托人什么忙，只好在他们上路的时候陪在现场。这件事也许就成了我父亲后来对刑事诉讼非常厌恶的根源。
　　在梅科姆镇的头五年里，阿蒂克斯的生活极为节俭；此后的几年里，他便用自己挣的钱去资助弟弟的学业。约翰?黑尔?芬奇比我父亲小十岁，在棉花开始不值钱的时候选择去学药学；不过，等到帮助杰克叔叔自立之后，阿蒂克斯从他的法律业务中获得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他喜欢梅科姆，他是土生土长的梅科姆县人；他熟悉这里的人们，人们也熟悉他，因为西蒙?芬奇的勤勉，阿蒂克斯几乎和镇上每个家庭都有着血缘或姻亲关系。
　　梅科姆是个老镇，不过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是个死气沉沉的老镇。下雨天街道便成了红泥滩国；野草长在人行道上，广场中央的县政府楼摇摇欲坠。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天气好像更热些：黑狗在夏日里煎熬着；广场上闷热的橡树荫下，套在大车上的瘦骨嶙峋的骡子在驱赶苍蝇。男人们挺括的衣领不到上午九点钟就耷拉下来。女士们中午洗一次澡，下午三点钟睡完午觉又洗一次，等到夜幕降临时，她们个个汗湿甜腻，像撒了一层痱子粉当糖霜的软蛋糕。
　　那时候的人们行动迟缓。他们慢悠悠地穿过广场，在周围的店铺里晃进晃出，在随便什么事情上消磨时光。那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可是好像更长些。不需要急着赶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买，而且也没有钱去买，梅科姆县之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个盲目乐观的时代：梅科姆县的人们刚刚被告知，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可恐惧的。
　　我们住在镇里居民区的主街上一一阿蒂克斯、杰姆和我，加上做饭的卡波妮。我和杰姆都觉得我们的父亲很让人满意：他陪我们玩，给我们读书，对待我们随和又公正。
　　卡波妮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骨节突出；她近视眼；她斜视；她的手掌像床板一样宽，却有床板的两倍那么硬。她老是命令我离开厨房，明明知道杰姆比我大，却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懂事，又总是在我还不想回家的时候叫我回去。我们之间的战争没完没了，而且总是一边倒。卡波妮老赢，主要是因为阿蒂克斯老站在她那边。她从杰姆出生时就和我们在一起了，我刚记事就感受到了她的专横。
　　我们的母亲在我两岁时死了，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失去过她。她来自蒙哥马利的格雷厄姆家族，阿蒂克斯第一次当选州立法委员时遇见了她。他那时已到中年，她比他小十五岁。杰姆是他们结婚第一年的产物；四年之后我出生了，又过了两年，我们的母亲忽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人们说这是她家族的遗传。我并不想念她，但我觉得杰姆很想她。他很清楚地记得她。有时正玩着游戏，他会长叹一声，随后就走开，一个人到车库后面去了。每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最好不要去打扰他。
　　在我要满六岁杰姆快十岁那年，我们的夏日活动范围（卡波妮的喊声能听见的距离）是向北过两家到杜博斯太太的房子，向南数三户到拉德利家的地盘。我们从来没敢跨越过这个界线。拉德利家蹲着一个怪人，关于他的一点点描述，都足以让我们一连规矩好几天的；杜博斯太太则是个十足的恶魔。
　　就是在那个夏天，迪儿来到了我们中间。
　　有天早上，我们在后院刚要开始当天的游戏，忽然听见隔壁雷切尔?哈弗福特小姐家的芥菜畦里有响动。我们走到铁丝篱笆边，看是不是只小狗崽——因为雷切尔家的小猎犬快要生了，结果却发现有个人正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他坐在那儿，比芥菜高不了多少。我们也盯着他，直到他先开口招呼：
　　“嘿。”
　　“嘿，你。”杰姆和气地回答。
　　“我是查尔斯?贝克?哈里斯，”他说，“我能读书了。”
　　“那又怎样？”我说。
　　“我以为你们想知道我能读书了。你有什么需要读的，我可以帮忙……”
　　“你多大了？”杰姆问，“四岁半？”
　　“马上就七岁了。”
　　“咳，怪不得。”杰姆说，拇指向我挑了一下。“那边的斯库特从生下来就会读，她还没上学呢。快七岁了，你看起来可真够小不点儿的。”
　　“我个子小，可是年岁大。”他说。
　　杰姆撩开额发仔细看了看。“你干吗不过来玩，查尔斯?贝克?哈里斯？”他说，“我的天，这什么名字！”
　　芬奇。”
　　杰姆皱了皱眉头。“我长得足够撑得起我的名字。”他说，“你的名字比你还要长。我敢说要长一英尺。”
　　“人们都管我叫迪儿。”迪儿说着，从篱笆下费力钻了过来。
　　“从上面跨过来比从底下钻过来省事儿。”我说，“你从哪儿来？”
　　迪儿从密西西比的默里迪恩来，到这里来和他的姨妈雷切尔小姐过暑假，今后每个夏天他都会在梅科姆度过。他家原来也是梅科姆县人，他妈妈在默里迪恩给一个摄影师干活，曾经把他的照片送去参加过一个“美丽儿童”比赛，还赢了五元钱。她把这些钱都给了迪儿，迪儿拿它去看了二十场电影。
　　“我们这儿没有电影，除了有时候县政府楼里会放一些关于耶稣的片子。”杰姆说，“你看过什么好片子？”
　　迪儿看过《德拉库拉》，这一显摆顿时让杰姆对他刮目相看。“给我们讲讲吧。”他说。
　　迪儿是个新鲜人物。他穿着蓝色亚麻短裤，扣子一直扣到衬衫上；他的头发雪白，像小鸭子的绒毛一样竖在脑袋上；他比我大一岁，却比我矮一头。当他给我们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时，他的蓝眼睛变得深邃明亮；他的笑声短促而快活；他还老是习惯性地揪着前额中间的一撮旋毛。
　　当迪儿最后讲到德拉库拉化为烟尘时，杰姆说电影听起来比书还好，这时我问迪儿他的父亲在哪儿：“你一点儿都没提到他。”
　　“我还一个没有呢。”
　　 “他死了吗？”
　　“没……”
　　 “如果他没死，你就有一个，不是吗？”
　　 迪儿脸红了，杰姆叫我住嘴，这表明迪儿已经通过审查并被接受了。此后的夏日便在令人满意的例行活动中度过。这些令人满意的例行活动包括：整修建在后院那两棵双生大楝树上的树屋，打闹一会儿，之后把我们根据奥利弗?奥普蒂克、维克托?阿普尔顿和埃德加?赖斯?伯勒斯小说改编的剧本全部上演一遍。就这最后一项，我们有迪儿真是幸运。他扮演那些原来都扔给我的角色——像《人猿泰山》中的猿猴，《罗弗小子》中的克拉布特里先生，以及《快捷汤姆》中的戴蒙先生。我们由此知道了迪儿是个袖珍墨林，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古怪的计划、奇妙的渴望和有趣的幻想。
　　可是到了八月底，我们的剧目因为不断重复上演，变得平淡无味了。就是在这时候，迪儿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引诱怪人拉德利出来。
　　拉德利家迷住了迪儿。我们的警告和解释毫无作用，它就像月亮吸引海水一样吸引住了迪儿，不过只是把他吸到拐角的路灯柱子那儿，离拉德利家的院门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他会站在那里，抱着那根粗柱子，凝视着，向往着。
　　拉德利家在我家过去那边一个急转弯的拐角上。向南走，就正对着它的前廊；人行道从这儿拐弯，绕着房子延伸到另一侧去了。房子低矮，以前是白色的，并有着深深的前廊和绿色的百叶窗，不过现在早已晦暗，变成了深蓝灰色。房子四周有院子围绕。被雨水侵蚀的木瓦耷拉在前廊上的房檐外；几棵橡树遮蔽了阳光。一些残留的尖桩栅栏东倒西歪地护卫着前院——这个被叫“扫院”。的地方却从来没被清扫过——强生草和兔烟草长得非常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