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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8部)增补版新版

明朝那些事儿(第8部)增补版新版
作者:
当年明月    
书本编号:
9787559601704
出版日期:
2017年05月
页数:
0
包装:
平装
字数:
0
定价:
33.00人民币
售价:
26.4人民币
库存:
12
平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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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Editor's Review):

全本明朝白话史,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推荐,全程演绎明朝三百年兴衰风云。 
      全景立体式图文阅读体验,原文一字不少,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延伸内容、插图、图表、地图。涉及关键词解析、历史背景及相关插图、作战图、形势图、人物关系图等。图解历史,小细节、大事件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自出版后,迅速荣登“新浪图书风云榜”*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图书”,多次斩获“*畅销书大奖”,全国中小学生必读十本好书之一,第19届全国书博会金口碑好书榜。 

内容简介(About the Content):

  本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第八部,主要讲述了从明熹宗到崇祯皇帝近十年间的历史。
      天启继位后,不理朝政,沉溺于木匠活之中,整个帝国内忧外患,死气沉沉:对内,东林党趁机把持朝政,内部齐、楚、浙派却依然明争暗斗,乐此不疲,这期间,太监魏忠贤逐渐发迹,他利用朱由校的昏庸,通过攀附皇帝乳母客氏逐步上位,与东林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终登上了权力的*,然而物极必反,崇祯帝继位后,清算阉党,魏忠贤走投无路,*终选择了自我了断,然而整个帝国也因此元气大伤;对外,由于李成梁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然而,就在他准备施展抱负的时候,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酝酿多时了……

作者简介(Author the Content):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多年来畅销不衰,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

目录(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
第二章 天才的敌手
第三章 一个监狱看守
第四章 毁灭之路
第五章 道统
第六章 杨涟
第七章 殉道
第八章 袁崇焕
第九章 决心
第十章 胜利 结局
第十一章  皇太极
第十二章  宁远,决战
第十三章  疑惑
第十四章  夜半歌声
第十五章  算账
第十六章  复起

书摘(Excerpt):

第一章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力竭矣!”
  随即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快跑!”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
  王化贞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
  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
  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熊廷弼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
  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事情到这份儿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
  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了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1625),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1632)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此时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吗?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儿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前不久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儿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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