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人物春秋

　　★“红墙女作家”顾保孜的代表作，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经典。
　　★详尽记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悲欢命运，重点刻画了包括五十多位政坛高层的人生经历。基本按照人物职务高低编排，显示了作者的独到之处。
　　★著名摄影家杜修贤、侯波、吕相友等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精彩重现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的历史命运，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展现在眼前。
　　★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是对历史的很好学习；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是对历史的很好回忆。

一部可以被完整“看”到的历史现场，数百个珍贵瞬间“说”出的悲欢际遇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令人难以忘却的特殊时期。在那个特殊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挫折与损失。本书以生动而又详尽的笔触，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记录了那个时期政坛风云人物沉沉浮浮的史实，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鞭挞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丑恶行径。
　　十年生死、十年沉浮，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本书公开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政坛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结局，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文集。

顾保孜，1957年生，祖籍江苏兴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近20年，被出版界誉为“红墙女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 9 6 6 年1 2 月2 4 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 点钟召开，可是到8 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
　　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劝说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江青等人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这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施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活脱脱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中央文革小组”好像是一致的。但当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就采取由自己一伙人幕后操纵的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但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 年8月到12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 年1 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 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江青一伙人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处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 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发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毛泽东的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富治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将他们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 年10月3l 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鞠躬尽瘁，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
　　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
　　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 7 年内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他们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年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30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 年在延安整风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代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暗箭。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唯有他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